郑工
（美术学院1977级校友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）
1977年9月，我是福州知青，在光泽县华桥中学任民办教师，接到张懿美老师的一封信，说福建师大艺术系也恢复高考，希望我能参加。读信的当时，心情特别激动。张懿美老师是谢意佳先生的夫人，五十年代初双双毕业于杭州的国立艺专。在福州，在我们刚学画的一群小青年心目中，他们以及高一呼先生，都是令人崇拜的偶像。因为亲戚的介绍，是年春节我趁着回省城探亲的机会，到仓山程埔头拜访了谢意佳与张懿美老师。他们住在一条小巷的一座筒子楼里。我到时，谢意佳先生不在，是张懿美老师接待了我。她看了我带去的几张水粉写生与素描头像，十分赞许，尤其夸我的色彩感觉不错，也指出我画中所存在的问题，并告诉我，艺术家就是一位劳动者，一位无法懈怠且自觉耕耘的农者。她希望我能不断努力，坚持绘画。交谈的间隙，我看到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画，即谢意佳老师创作的油画《待渔归》（1964年），阳光下的沙滩，沙滩上的渔船，无边的大海，等待的女人，笔调轻松，造型准确，色彩斑驳，灿烂而雅致，抒情且富有诗意，让人敬佩不已。而在张懿美老师的身后，画架上还搁着一张刚完成的油画女性人物头像。不久，谢意佳先生回来了，同样也勉励了我几句。
入冬了还没下雪，闽北山区已是冷风嗖嗖。我攒着两张素描跨上一个包就坐火车到县城，第二天一早乘班车一路颠簸到了建阳，那年福建师大艺术系在闽北的考点就设在这小县城里。方圆十个县市的考生都涌到这里，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站着、坐着、躺着都是人，都是前来赶考的人，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。有不少人蹲在那儿哭，据说没拿到准考证又买不到回程的车票，而且住不起旅舍。那年建阳考点报考艺术系的考生多达上千人，在报名现场通过初选拿到准考证的不过四五百人，美术专业的招生名额仅为3个，主考官是林以友老师。
报名处人头攒动，排着队，好不容易捱到面前见到林以友老师。他个不高，白白的皮肤红扑扑的脸，有点儿胖，很亲切，总带着微微的笑容。那时他刚从浙江美术学院调到福建师大任教，据说他的绘画很现代，讲究大色块的排布与几何抽象的构图，造型洗练，色彩淋漓尽致，一反苏派风格，很受年轻人的捧，并引为新潮。他打开我的两张素描，那是我行前利用晚上时间完成的灯光作业，四开大小，铅笔画，一张画的是苹果等物，一张画的是“哭孩”那石膏头像，每张都画了12小时以上。他看后，什么都没说，只将画轻轻地卷上，交代我去领准考证并办理报名手续。
要进考场了，大家提前到了考场外的操场等候。在那里，遇见了中学时的同学以及从同一县城赶来考试的人。大家心里忐忑不安，气氛有点儿沉闷。有人提议丢硬币看运气，大家的脸部表情都被牵动了一下。
专业考试有两场。第一场考素描头像。快结束时，林以友老师走到我们这一考室，估计是巡视吧。他进来后，在我的背后停了一会儿，转身便出去了。我很奇怪，整个考室他为什么就看我一个人？
考试全部结束后，我意外地遇见林以友老师。他在几人的簇拥下迎面走来，冲我一笑，说：“回去等消息吧。”这一意外让我惊喜，也让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后来，福州的一位朋友告诉我，他问了林以友老师我考得如何，林以友老师说我画得不错，在闽北考区排名第一。不论实情是否如此，还是朋友为了安慰我，我已无从查证，但林以友老师对我有着难以忘却的知遇之恩。等我再见到他，时隔不过一个月，我赴福州参加浙江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，考点设在福建师大艺术系，而他也是监考老师，他对我还是一脸喜洋洋的微笑，对我的素描还是持肯定的态度。
艺术类的高考是各院校提前单独进行。就在我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普通高校入学考试（实际上也是福建省单独命题考试）时，却接到省高招办的一个电话，说我的名字已在福建师大艺术系的拟录取名单上，但未见我的档案。我到公社知青办一问，才知我的档案被他们误寄到浙江美术学院了。随之，公社知青办主任专程往县招生办补送材料并向省高招办说明情况。因此，我的心情也就松懈下来，是否还要参加普通高考已不是一个问题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考生只能以先录取的院校为准，不得放弃；若不服从，则五年内不得报考。全国统一的普通高考是在1977年12月份，闽北山区已是天寒地冻，雪花飘飘。我任教的公社中学也设为高考考场。那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参加高考，其中就有我教过的学生。就在高考前的一天，县高招办打来电话，通知我已被福建师大艺术系美术专业录取，而我那中学的校长邱运祥，也是考场的主考官，就让我从考生转而为监考老师，并享受十年浩劫之后第一场高考所收获的喜悦。
熟悉的朋友祝贺我，不熟悉的人羡慕地望着我，因为我是那考场第一个得到录取通知的人，而他们却无法知道那时我内心想法。那年冬天，几个学生帮我推着一辆板车拉行李，任风雪吹打，在坎坷而曲折的小路上吱吱呀呀地走向车站。当我从山区小站坐上返回福州的列车时，浮上心头的想法只有一个，我可以回家了。
（外一篇）
我再次回到福建师大也是在冬天。那是1985年12月，从福建省南平师范学校调回母校任教。而这次回来，包含着薛行彪老师及陈运义先生的关爱，同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。
早在大三的时候，我的许多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里泡着。因为喜欢读书，也愿意思考些问题，平时动动笔，写点儿小文章，自娱自乐。不久，吴宗翰先生落实政策调回系里，给我们开设了中国美术史。有事没事，我就往他住的那间小屋子里跑，翻看那些陈年报纸及他创作与收藏的四十年代木刻作品。正是吴宗翰先生激发了我对美术史论的学习兴趣，让我在写作与绘画、知识与技能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。所以，大四那年，除了非要完成的毕业创作，我所有的时间都在阅读有关美术史论的文章或著作，也包括我喜欢的美学论著。暑期去杭州，吴宗翰先生特地写了封信，让我拜访浙江美术学院学报主编金冶先生，专程向他请教，从而使我与金冶先生也有了一段书信往来。1984年，我决定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美术理论方面的研究生，吴宗翰先生又写信，推荐我拜访浙江美术学院的宋秉恒教授。
那年考研失败了，但却让我和我所报考的导师卢鸿基教授有了一段难忘的交往。他说，因为面试，他对我有了很好的印象，随之，考后他又写信提出几个问题要求我回答，对我的回答十分满意，也就喜欢了。他给我寄来原版的英文美术史著作，给我寄来他撰写的论文，推荐我阅读有关中国现代美术发展问题的论争性文章，并给我抄录了他与程千帆、聂绀弩及广州美院王肇民先生的唱和诗文，还说，等我入学了，就教我学写古典诗词。记得，在1984年6月，他来信告我一个消息，浙江美院于1985年可以破格录取或召收预备生，即针对那些在考研中因外语考试不及格而专业成绩突出的考生。他说，别人的信可以拖着，而我的信马上就回。他不知道病魔已经降临，直到他住进肿瘤医院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，还给我回了一封信。直到那时，他还嘱咐我好好读书，来年再考他的研究生。
因卢鸿基先生的病情，也因为我的孩子即将出生，也就放下考研的想法，在1984年10月，我将我的两篇论文寄给薛行彪老师，并附上一封信，希望能回系里工作。材料寄出不到10天，就接到艺术系主任陈运义教授的亲笔回信，说行彪老师已将我的材料转到系里，经研究同意调我回系，接任艺术概论等课程的教学。福建师大人事处的商调函很快也就来了，不料被我的人事主管单位建阳地区教育局拖了整整一年。一年后，陈运义教授离休了，薛行彪老师被任命为美术系主任，在一次系务会议之后，由系办公室主任卓高鼎专程赴建阳，协商我的调动一事。回系里后，我接手82级学生的外国美术史教学，从此一教便是12年。
如今，我离开福建师大美术系亦已十四个春秋。临行前，谢意佳先生拿了几包西洋参到我家专程送别，而薛行彪老师偕刘瑛老师来了，并带一万元人民币给我，说：“你走吧，别再犹豫，你的第一年学费我们付了！”当时，我接过那笔钱，所有的话语都哽在喉头。
这是一段个人的历史，让我与福建师大美术系牵连在一起，这是一种缘分，无法回避也无法消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