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冬日的那场高考(外一篇)
发布时间: 2013-11-07 访问次数: 227

郑工

(美术学院1977级校友,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)

 

1977年9月,我是福州知青,在光泽县华桥中学任民办教师,接到张懿美老师的一封信,说福建师大艺术系也恢复高考,希望我能参加。读信的当时,心情特别激动。张懿美老师是谢意佳先生的夫人,五十年代初双双毕业于杭州的国立艺专。在福州,在我们刚学画的一群小青年心目中,他们以及高一呼先生,都是令人崇拜的偶像。因为亲戚的介绍,是年春节我趁着回省城探亲的机会,到仓山程埔头拜访了谢意佳与张懿美老师。他们住在一条小巷的一座筒子楼里。我到时,谢意佳先生不在,是张懿美老师接待了我。她看了我带去的几张水粉写生与素描头像,十分赞许,尤其夸我的色彩感觉不错,也指出我画中所存在的问题,并告诉我,艺术家就是一位劳动者,一位无法懈怠且自觉耕耘的农者。她希望我能不断努力,坚持绘画。交谈的间隙,我看到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画,即谢意佳老师创作的油画《待渔归》(1964年),阳光下的沙滩,沙滩上的渔船,无边的大海,等待的女人,笔调轻松,造型准确,色彩斑驳,灿烂而雅致,抒情且富有诗意,让人敬佩不已。而在张懿美老师的身后,画架上还搁着一张刚完成的油画女性人物头像。不久,谢意佳先生回来了,同样也勉励了我几句。

入冬了还没下雪,闽北山区已是冷风嗖嗖。我攒着两张素描跨上一个包就坐火车到县城,第二天一早乘班车一路颠簸到了建阳,那年福建师大艺术系在闽北的考点就设在这小县城里。方圆十个县市的考生都涌到这里,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站着、坐着、躺着都是人,都是前来赶考的人,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。有不少人蹲在那儿哭,据说没拿到准考证又买不到回程的车票,而且住不起旅舍。那年建阳考点报考艺术系的考生多达上千人,在报名现场通过初选拿到准考证的不过四五百人,美术专业的招生名额仅为3个,主考官是林以友老师。

报名处人头攒动,排着队,好不容易捱到面前见到林以友老师。他个不高,白白的皮肤红扑扑的脸,有点儿胖,很亲切,总带着微微的笑容。那时他刚从浙江美术学院调到福建师大任教,据说他的绘画很现代,讲究大色块的排布与几何抽象的构图,造型洗练,色彩淋漓尽致,一反苏派风格,很受年轻人的捧,并引为新潮。他打开我的两张素描,那是我行前利用晚上时间完成的灯光作业,四开大小,铅笔画,一张画的是苹果等物,一张画的是“哭孩”那石膏头像,每张都画了12小时以上。他看后,什么都没说,只将画轻轻地卷上,交代我去领准考证并办理报名手续。

要进考场了,大家提前到了考场外的操场等候。在那里,遇见了中学时的同学以及从同一县城赶来考试的人。大家心里忐忑不安,气氛有点儿沉闷。有人提议丢硬币看运气,大家的脸部表情都被牵动了一下。

专业考试有两场。第一场考素描头像。快结束时,林以友老师走到我们这一考室,估计是巡视吧。他进来后,在我的背后停了一会儿,转身便出去了。我很奇怪,整个考室他为什么就看我一个人?

考试全部结束后,我意外地遇见林以友老师。他在几人的簇拥下迎面走来,冲我一笑,说:“回去等消息吧。”这一意外让我惊喜,也让我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后来,福州的一位朋友告诉我,他问了林以友老师我考得如何,林以友老师说我画得不错,在闽北考区排名第一。不论实情是否如此,还是朋友为了安慰我,我已无从查证,但林以友老师对我有着难以忘却的知遇之恩。等我再见到他,时隔不过一个月,我赴福州参加浙江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,考点设在福建师大艺术系,而他也是监考老师,他对我还是一脸喜洋洋的微笑,对我的素描还是持肯定的态度。

艺术类的高考是各院校提前单独进行。就在我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普通高校入学考试(实际上也是福建省单独命题考试)时,却接到省高招办的一个电话,说我的名字已在福建师大艺术系的拟录取名单上,但未见我的档案。我到公社知青办一问,才知我的档案被他们误寄到浙江美术学院了。随之,公社知青办主任专程往县招生办补送材料并向省高招办说明情况。因此,我的心情也就松懈下来,是否还要参加普通高考已不是一个问题。按照当时的规定,考生只能以先录取的院校为准,不得放弃;若不服从,则五年内不得报考。全国统一的普通高考是在1977年12月份,闽北山区已是天寒地冻,雪花飘飘。我任教的公社中学也设为高考考场。那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参加高考,其中就有我教过的学生。就在高考前的一天,县高招办打来电话,通知我已被福建师大艺术系美术专业录取,而我那中学的校长邱运祥,也是考场的主考官,就让我从考生转而为监考老师,并享受十年浩劫之后第一场高考所收获的喜悦。

熟悉的朋友祝贺我,不熟悉的人羡慕地望着我,因为我是那考场第一个得到录取通知的人,而他们却无法知道那时我内心想法。那年冬天,几个学生帮我推着一辆板车拉行李,任风雪吹打,在坎坷而曲折的小路上吱吱呀呀地走向车站。当我从山区小站坐上返回福州的列车时,浮上心头的想法只有一个,我可以回家了。

 

(外一篇)

我再次回到福建师大也是在冬天。那是1985年12月,从福建省南平师范学校调回母校任教。而这次回来,包含着薛行彪老师及陈运义先生的关爱,同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。

早在大三的时候,我的许多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里泡着。因为喜欢读书,也愿意思考些问题,平时动动笔,写点儿小文章,自娱自乐。不久,吴宗翰先生落实政策调回系里,给我们开设了中国美术史。有事没事,我就往他住的那间小屋子里跑,翻看那些陈年报纸及他创作与收藏的四十年代木刻作品。正是吴宗翰先生激发了我对美术史论的学习兴趣,让我在写作与绘画、知识与技能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。所以,大四那年,除了非要完成的毕业创作,我所有的时间都在阅读有关美术史论的文章或著作,也包括我喜欢的美学论著。暑期去杭州,吴宗翰先生特地写了封信,让我拜访浙江美术学院学报主编金冶先生,专程向他请教,从而使我与金冶先生也有了一段书信往来。1984年,我决定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美术理论方面的研究生,吴宗翰先生又写信,推荐我拜访浙江美术学院的宋秉恒教授。

那年考研失败了,但却让我和我所报考的导师卢鸿基教授有了一段难忘的交往。他说,因为面试,他对我有了很好的印象,随之,考后他又写信提出几个问题要求我回答,对我的回答十分满意,也就喜欢了。他给我寄来原版的英文美术史著作,给我寄来他撰写的论文,推荐我阅读有关中国现代美术发展问题的论争性文章,并给我抄录了他与程千帆、聂绀弩及广州美院王肇民先生的唱和诗文,还说,等我入学了,就教我学写古典诗词。记得,在1984年6月,他来信告我一个消息,浙江美院于1985年可以破格录取或召收预备生,即针对那些在考研中因外语考试不及格而专业成绩突出的考生。他说,别人的信可以拖着,而我的信马上就回。他不知道病魔已经降临,直到他住进肿瘤医院,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,还给我回了一封信。直到那时,他还嘱咐我好好读书,来年再考他的研究生。

因卢鸿基先生的病情,也因为我的孩子即将出生,也就放下考研的想法,在1984年10月,我将我的两篇论文寄给薛行彪老师,并附上一封信,希望能回系里工作。材料寄出不到10天,就接到艺术系主任陈运义教授的亲笔回信,说行彪老师已将我的材料转到系里,经研究同意调我回系,接任艺术概论等课程的教学。福建师大人事处的商调函很快也就来了,不料被我的人事主管单位建阳地区教育局拖了整整一年。一年后,陈运义教授离休了,薛行彪老师被任命为美术系主任,在一次系务会议之后,由系办公室主任卓高鼎专程赴建阳,协商我的调动一事。回系里后,我接手82级学生的外国美术史教学,从此一教便是12年。

如今,我离开福建师大美术系亦已十四个春秋。临行前,谢意佳先生拿了几包西洋参到我家专程送别,而薛行彪老师偕刘瑛老师来了,并带一万元人民币给我,说:“你走吧,别再犹豫,你的第一年学费我们付了!”当时,我接过那笔钱,所有的话语都哽在喉头。

这是一段个人的历史,让我与福建师大美术系牵连在一起,这是一种缘分,无法回避也无法消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