缪鹏飞
（美术学院1954级校友，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教授）
怀着兴奋、忐忑的心情，第一次跨进师大大门，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二十岁，还从未单独离开过家乡。那时的交通非常不便，鹰厦铁路尚未建成，好像是到三明，再转乘汽车，奔波了二天才抵达的。福州给我的印象，首先是街道上成排倾斜的灰色木屋，我诧异于很多人活动期间它并没有倒下。套上黑色眼罩的马车，叮叮当当的在街上行走，也很令我新奇。温泉路上有很多浴室，二片装有弹簧的小门闪动，男女共处一室休息，风气很开放。经过了天桥，行到仓前山，有一群西式建筑和教堂，那就是艺术系的所在地，风景不错。五十年代的福州是前线，台湾海峡的形势很紧张，时时听到连番的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，起先学生老老实实的躲到防空洞里，后来习惯了，午睡时间听到警报也不起床，不当一回事。
当时最大的梦想是到苏联去，满脑子的幻想，满脑子的梦。耳边时时响着低沉的伏尔加船夫曲的旋律，眼前出现列宾的“纤夫”、赛洛夫的“桃子与少女”，还有托尔斯泰的“安娜·卡列尼娜”、“复活”里的聂赫留朵夫，梦着无边无际雪地上的三套马车，发奇思于天外。梦，做完一个又一个。
南方阳光充足，绿荫满地，树上蝉鸣不停，令人慵懒得不想起床，有时午睡到三点钟还不起来，国画老师林子白先生到宿舍来找我们，我们请他画只公鸡给我们看看，或者一时兴起，躲进石膏像室，不让老师发现。
班主任陈运义老师瘦削、微秃、英俊，拿着根烟斗，不停地吐出一圈圈的烟，好像契诃夫小说“带阁楼的房子”里的画家。他腼腆、羞怯，不善辞令，讲话很少。在我们那个年龄，体会不到中年人得感情，似乎他有所企盼，有些隐痛，毕业后我曾遇到过他一次，在上海，我曾请他看我的画，期望他指出一点方向，他只鼓励我从政治上多学习、多上进，对画没有提一个字的意见。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个“言不由衷”时代的特征吧。
谢投八主任不大和我谈政治，可学问、艺术，渊博深邃，学校里我最敬重他。他一瘸一拐地到教室里巡视，帮我们看画的形象，常常萦绕在心头。记得毕业时，我模仿雷诺阿的风格画了一些“节日的灯饰”，现在想起来那张画素描关系很松，当时我沉醉于华丽的色彩效果。谢老师看了良久，对我说“要老老实实地画，不要搞花样”，当时我不以为然，一团兴奋顿时消失。但这次诲导，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上。年轻时心态浮躁，喜欢追求表面效果，事隔多年，我自己的心态沉了下来，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和苦心。
学校生活理应是人们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可那时是一个多事之秋。到学校半年多，运动就开始了，除四害、大跃进、反右，一些老师成了右派，连学生中也揪出了右派，认真学习的同学反成为“白专”道路的典型。批判的对象，画画成为偷偷摸摸的勾当。离开学校后的道路更艰难了。这才明白艺术可能要你付出一辈子的心力。可能你一辈子穷，一辈子都辛苦，一辈子都没有回报。在荷兰， 我特地去了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那间曾带给他辉煌岁月的大屋，坐在那里，想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将面临破产，离开大屋后再也不能回来，不禁悲从中来。他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的，但为了艺术的真诚，社会遗弃了他。可悲地离开人世。这是何等的不公平，老天爷对真正的艺术家常常不公平，可艺术家的梦也总是不醒。至今我的梦还没有醒，它曾经支持了我度过几十年的艰难岁月，或许还将继续支持着我度过余生。至今我不能应对周围的世界，不能，也不会在市场、画廊之间周旋。与我同时代的艺术家有很多人不汲汲于荣名，不戚戚于卑位。他们是理想主义者，为了圆一个梦，而付出了一切，一身在坎坷、贫困中度过。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！
我多羡慕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，他们学习的条件好得多，道路也宽广得多，机会也多得多，也许他们也在做着不同的梦，愿这些梦能支持他们一生的事业。
